刑罰除罪

297、刑罰除罪 6

國家對個人之刑罰，應是屬於非常不得已的強制手段，而選擇以何種刑罰，來處罰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，乃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，就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，來規定特別罪刑，一定要須考量刑事立法之目的，而且，必須具有絕對的正當性，刑罰應選擇侵害較小，並在無法達成相同目的之其他手段，可資運用時，始得為之，且施以刑罰，應有助於立法目的的達成與教化矯正的施行，憲法所保障的人權，不應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，而受到全面性的剝奪，要剝奪個人之人權，應由人民經過網路說明、討論、辯論、公聽、公投等程序決議，方可為之！如此，方能在維護人權的大原則下，達到教化與矯正反社會性行為的最終善念！

刑罰除罪化是指：將原本被法律所處罰的行為，變成法律不為處罰的行為，一般而言，刑罰除罪化是經由修改法律、對法律加以重新解釋、或是由法院停止適用某一法律來達成，刑罰除罪化往往僅指，免於國家施以的刑罰，或是行政罰，但這並不代表免除全部的法律責任，有時就算刑罰除罪化，但還是必須面對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！而刑罰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、立法者所欲維護之法益的重要性與行為對於法益的危害程度，尚須處於合乎比例之原則，至於何種行為會構成犯罪？應該處以何種刑罰？刑罰是否為達成立法目的之適當性、且為必要之最輕微手段？以及判斷相關行為，對於個人、或是社會，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危害？這些都需要有非常明確的人民公議，以作為民意支撐！

所以就特定事項，如經評價為刑事不法的行為，並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，倘與憲法所要求之目的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者，即無悖於比例原則！但自由刑涉及對人民身體自由之嚴重限制，其採取強制隔離與施以強制矯治的手段，尤應顧及行為之侵害性與法益保護之重要性，如此，對其科處刑罰，始屬正當合理！另外，為使刑法發揮其規範功能，以因應社會之需要，刑法之規定也不能一成不變，應該隨時予以增刪修訂，大家必須審酌時空因素之變遷與社會上的各種現實狀況，以反應犯罪內涵的相對性，並經常就實質之犯罪定義與檢驗法規所定之犯罪行為，是否與實質之犯罪定義相當，以隨時檢討現行法的規定，是否符合現實社會之需要，並評估現行法之規範功能與成效，一旦發現存有問題，即應從事刑法修正，將現行法規定之犯罪行為，予以除罪化，以符合現實社會之需要！

如果行政罰、罰服社區役與人格矯正，就可達到懲罰與教化之目的，那是否仍有必要，再施以刑罰呢？這不無可探討之處，刑法之功能本應重視教化與矯正人格的成效，並不能只整個偏重在強制隔離與法益之保護，因此，國家對人民之不法行為施以刑罰，應是以其他方式，都無法達成教化與矯正人格的目的後，所採取的最後不得已手段，所以政府應對於反社會性行為者，應先施予教化、行政罰、服社區役與人格矯正之後，如果還無法改善其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，方得以施予自由刑，將之強制隔離，因為自由刑涉及對人民身體自由之嚴重限制，而且會嚴重影響其家庭，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，而反社會性行為者不先施予教化，而罰之，謂之棄民於不義、陷民於罪！

政府與社會在沒有對反社會性行為者，施予完善的教化與人格矯正之前，實有疏於教化人民之職責與離棄人民之嫌！所以當檢察官與法官在起訴與審判反社會性行為者時，將此程序視為例行公事，而不去深入思考與體恤，反社會性行為者犯罪的動機與原因，是否因社會不良的制度與環境所造成，那麼人民將處於被離棄與宰殺的命運！政府與社會實有善盡，告知人民刑罰與教育人民的職責，否則就是陷民於罪！政府與社會在平常，就必須對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，先行施予教化與人格矯正，以免人民的反社會性行為，越來越偏差，並採取積極與良性的態度，來誘導人民向善，因為這是政府與社會所需要盡心，去共同面對的共業！

以法律為手段，而限制人民權利，以達到維護社會公益之目的時，其立法手段始具有適當性，依據適當性原則之要求，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應限於必要之預防，但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，則應放棄刑罰，所以刑法係以刑罰，為其反應手段，是屬於規範社會共同生活秩序之最後手段，惟在以其他手段，未能有效防止不法行為時，始得使用刑罰，並應選擇對於人民權利侵害最少之手段，其手段始具有必要性，也不可以給予人民過度之負擔，造成人民的權利過度損失！要知道法律只係社會規範之一，刑罰僅係多種社會控制手段之一，也並非是唯一的手段，而且只是輔助手段，僅屬於事後的警惕治標而已，為收預防犯罪之效果，我們必須廣泛運用刑罰以外之制度，即教育、道德、宗教、緩刑、假釋、保護管束、或是其他各種保安處分，始能克竟其功，所以將一個不法行為，規定為犯罪行為，並動用刑罰加以制裁時，勢必要慎重行事，非萬不得已，自不應為之，故某一不法行為，若依民法、或行政法之規定，就能予以處理，就已足以遏止該不法行為、或是維持社會之公平正義時，那就無須將其定之為犯罪，進而動用刑法，加以制裁！

目前世界上有許多刑罰，如毀謗行為、通姦行為、同性性行為、性交易、猥褻物、使用毒品等刑罰，其最罰之存在，早有爭議！所以若欲檢驗一犯罪構成要件，是否得當，或是有無修改之必要時，首先必須先確定，其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？亦即會對社會生活產生如何不利之影響！我們常聽說：假使犯罪者一旦都得以金錢賠償，而了卻其責任刑罰，那豈非財富者，就可任意違法！照這個邏輯來看，所有罰金、行政上的罰鍰，都是立法者在宣示：只有財富者，才能超速駕車、逃漏稅金、不用專用垃圾袋！如是，只有刑罰是唯一的節制手段，也才符合平等原則！但這確與刑法是最後的手段性，完全起了衝突！所以正確的思維，應是與其所欲保護之法益間相互衡量，以確認其是否為一必要之手段！因為一個侵害生活利益的行為，要怎麼節制，其關鍵應該是考量，對於基本權侵害的方式與程度為首要，至於違法者有錢、沒錢，這都不是重點！

行政刑罰除罪化，已是民主國家的趨勢，其既可消弭民怨，也可減輕法院案件審理的負荷，有關行政刑罰除罪化之建議，在於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之歸屬，其區別是在於質的不同，而非量的差異，也就是說，如果僅僅是單純違反秩序的行為，但並未侵害到他人的法益時，那就只是單純的行政不法，所以犯罪行為之處罰，除兼顧行為人主觀惡性外，更應該以該犯罪行為，對於某種社會法益，所造成的侵害、或是危險之程度而定，對於反社會性行者首應先施予教化、行政罰、服社區役與人格矯正，如果還是無法改善其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時，方得以由人民，經過充分的網路說明、討論、辯論、公聽、公投等程序，決議是否，對其施予自由刑，將之強制隔離！